《戏说夏史》

天熙三年,杨峤病逝了。

在最后的几年中，他饱受病痛折磨，足部溃烂,身形消瘦,无法正常起居。然而即便如此,他依旧不肯轻易松开手中的权力。

为维护自己的权威，他铲除异己，打压其他党派，下狱、贬谪、革职皆有，为全国推行新政,不顾地方差异,导致一些地区民怨沸腾,农民日子难过,甚至银价一路高涨，谷贱银贵。

更严重的则是一手培育出了声势浩大的杨党,给程谢后期整顿吏治带来了不小的阻碍。

但要我说,杨峤的行事风格虽然有待商榷，可他在世宗末年稳固朝政，后期坚决推广赋税改革，大大增加的财政收入，总得来说，是一名能臣。

杨党与其说是杨党,不如说是保守党。

他们曾勇于进取，也逐渐被时代所淘汰，历史的车轮就是这样无情，你不可能永远是正确进步的一部分人。

哪怕是程丹若，她在执政后期也逐渐趋于无力,没能打破封建王朝的壁垒，始终困在君权的樊笼之下。

可他们所做出的改变是有意义的，没有努力向前迈的每一小步，也就没有现代社会。

就好像杨峤去世后，薛聪接任了首辅之位。

他做了三年，从历史的维度看，似乎没什么了不起的动作，一切平平无奇，以至于常年被人忽略。

可仔细翻阅史料，我们会发现天熙三年有一场大洪涝，户部和工部留下了大量赈灾的文献，详细记录了这个国家在赈灾方面的努力。

天熙四年，朝鲜归顺，俯首称臣，日本彻底退回了弹丸之地。

天熙五年，就在薛聪致仕归乡前三月，黄河堤坝修筑完成。

或许，他的才能并不出众，但至少将内阁平稳地交托给了谢玄英。

天熙五年八月，谢玄英出任内阁首辅，彼时，次辅是蔡子义，阁臣为赵为潜和孔廉之。

蔡、赵都是杨党的中坚，孔廉之有属于他的地方乡党，双方势均力敌。论理，他们应该无法经营多年的程谢夫妻抗衡。

但此时，程丹若与江南党的裂隙越来越大。

双方曾经联盟，是因为对方身上有自己想要的东西。程丹若需要支持，以便坐稳位置，江南党需要中枢照拂，方便快速恢复元气。

可再紧密的联盟，也会因为利益而产生分歧。

江南党的诉求，无非是更多的官位，更高的官职，更多的话语权。这和杨党的利益完全相同，他们希望程谢效仿杨奇山，打压异己，扶持自己人。

但程丹若显然有自己的规划。

她用人不限籍贯，无论是西南还是东北，只要是可用之人，哪怕与她的立场全然相反，也愿意破格提拔。

这无疑招致江南党派的不满。

双方的间隙越来越大，逐渐难以弥合。等到晏子真的逝世，双方的纽带破裂，江南党至此分裂成了两大派。

一派是地域性的江南党人，他们吸纳江浙籍的官员，团结一致，在税收、海贸、农桑等事务上争取，为家乡谋利。

另一派是因理念追随谢玄英的人，他们信奉心学，研读纯真学说，试图沿着王阳明的道路，寻找真正能够救世治国的道路。

前期，这些人员以江南人为多，双方闹掰后，吸纳了其他籍贯的有志之士。因为崇尚推陈出新，多有改革弊病之语，被称为新纯党，也叫新纯真派。

不过，必须声明的是，虽然分以派别，彼此之间却并非你死我活的斗争关系。

说到底，程丹若执掌宝玺，谢玄英为内阁首辅，他们夫妻内外联合，已然把持朝政，江南党怎么和他们斗呢？人家只要愿意，大可以不提拔他们，转而与其他人合作。

双方的矛盾并不激烈，只是合作不再紧密，时有摩擦。

程丹若真正的敌人，是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。

夏朝立国一百多年，一代代君王，一届届的官吏，他们在复杂的公务中总结出了默契，哪怕人员迭代，这些“经验”却沉淀了下来，不断往下传递，积累成根深蒂固的弊病。

夏朝中后期，吏治最大的问题就是贪腐。

火耗和淋尖踢斛已经成为潜规则，不，几乎已经成了明面上的规则。老百姓早就忘记没有这些剥削的日子，他们默认要多交一笔钱，而官员们也默认这是一份属于他们的收入。

这无疑是一件极其可怕的事。

试想想，原本读书人寒窗苦读，得中进士，想的是为民请命，匡扶社稷，可现实却告诉他们，你们错了，当官的规矩就是剥削百姓。

都说久居鲍鱼之肆，不闻其臭，大家都是凡夫俗子，每天要吃喝拉撒，养父母妻儿，工资不能正常生活之际，很难谈两袖清风。

就算真的有个别人坚持自我，没有同流合污，那么，等待他的是光明前途，还是同僚的排挤？

大家都拿，你不拿，就你清高？同僚愿意有这样的同事吗？上司愿意有这样无暇的下属吗？下属愿意有这样苛刻的上司吗？

古代社会是人情社会，也是人治国度，得不到大众的认可，寸步难行。

我想，程丹若应该意识到了这个问题，所以，没有选择直接查处贪腐。

人太多了，查不过来，杀了一批还有一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