然而，白静被单位处分后，世强以此为由，立即提出离婚。白静有泪只能往肚子里咽，办完离婚手续后，她背着行囊独自去了十里坊。有人说陈世强做得对，与白静这样的人就得划清界限。还有人说，落井下石的货色，什么陈世强？比陈世美还要过分。

想到这些，她的泪差点滚落下来。既然翻篇了，想它何益？该放下的就得放下，不然伤害的是自己。这是白静经常告诫自己的话。

咚咚咚，白静敲门。

“进来。”

眼镜儿一见白静，很热情地请坐倒茶，并说：“白静，你来得真好，那么长时间没见面，好想你。也不知道你在农村咋样？”

“还想我呢，我来找你，就不怕受牵连？”

“说什么呢？想当年，我分管权益部，你一点不要我操心，咱俩的工作配合那叫个愉快。现在倒好，部门的活儿几乎是我干，而部长呢，去搞什么政治了。”

“过去的事就别提了，我只是提醒你当心点，说不定……”

“说不定咬我一口，还怕她不成？不说这个，你找我肯定有事，快说说。”

白静知道由妇联办公室出具介绍信，到商业局搞二斤红糖票是不成问题的。但是，没有领导签字同意，办公室岂敢自作主张？

白静信心满满地写了一份报告，申请二斤红糖计划。

眼镜儿接过报告，摘下近视镜，鼻尖几乎要碰到纸头，看得非常认真仔细。

“这个沈毅虹是什么人？值得你专程到城里来找我？”

白静诙谐地回答眼镜儿：“是我们的妇女同胞，不帮不行啊。”

“农村也是有糖计划的，产妇就不用说了。”

“她没有计划，什么都没有……”

“白静呀，这个沈毅虹生的是私生子，怎么能给她批红糖计划呢？”

“毅虹现在这种状况，我们妇联不出来关心她，哪还有人站出来？”

“妇联是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，未婚先孕，男人还不知道在哪儿就生孩子，这不属于妇联帮助的对象。”

“眼镜儿，你别忘了，为受害妇女提供援助和服务，也是妇联的责任。”

“她不是受害者，她是自作自受。如果妇联帮助这样的人，不就是支持这种恶劣行为发生？那社会成啥样子？”

“你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，这就需要妇联对妇女进行教育引导，防止和避免像毅虹这样的事件发生。但是一旦发生了，妇联不能不闻不问，毕竟也是我们的妇女同胞，总不能眼看着人家受苦受难吧？”

“白静，你的思想有问题，要好好提高认识。反正，你这个报告，我是不能同意的。”

眼镜儿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，再好的朋友她也不会违反原则办事。白静对她再了解不过了，既然说服不了她，再磨嘴皮也没有啥意义。

白静起身告辞，眼镜儿从钱包里掏出十块钱塞到白静手中。白静说：“你不批红糖，我是不会要你的钱的。”

“这钱必须拿，在农村用得上。条儿不能批，这是原则。”

“不行，我不要！”

“就算给毅虹姑娘买点吃的，你要不要？”

她终于知道眼镜儿的意思，个人同情和组织原则是两回事。她眼中闪着泪花接受了眼镜儿的好意。

白静在想，像毅虹这件事，个人可以同情，组织为什么就不能同情？组织不是由人组成的吗？如果有朝一日，像思锁这样没有父亲的孩子可以报户口，也可以正常入学，生活待遇有保障，社会不歧视，这是社会的进步还是倒退呢？不管倒退还是进步，在白静的心里还是在呼唤这一天的到来。

不想这些了，这不是她白静能解决的问题，还是想办法如何买到红糖吧。一向坦坦荡荡的白静只能做一回不磊落的事了，她找到当医生的那位朋友，谎称自己得了肝炎，请她出具领取二斤红糖票儿的证明。女医生目不转睛地看着她，白静搓搓手，想掩饰自己的慌乱神情……